在人类文化史上，20世纪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世纪。1903年莱特兄弟制造了第一架飞机，1905年爱因斯坦创立了相对论。到20世纪末，巨型飞机满载旅客在洲际穿行，人类的足迹早已踏上了月球，电脑网络，克隆动物，人类基因组的破译，知识经济与高科技时代的到来……这一切使人类物质生产与生活质量产生了神话般的改观，同时也产生了多元化的文化。20世纪又是革命与战争的世纪，十月革命、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古巴革命、越南战争、伊朗革命、阿富汗战争、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等等。8000多万具死于战争的尸骨与数万个核弹头的制造，留给人类深深的刺痛与警示。20世纪也是发展与破坏、辉煌与失落并存的世纪。人类物质文化的高度发展同时使十多亿公顷的森林变成了平地与沙漠，使几千条河流与几百个湖泊被彻底污染，使350万块宇宙垃圾围绕地球运转(仅在地球轨道上登记在册的直径10厘米以上的太空垃圾就有19000块)。生态危机、环境危机、资源危机已成为人类胸口永远的痛。20世纪所有发生的事件、运动和发明，包括战争、英雄和罪人，这些都已成了世界历史的生动文本，构成了人类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无论人类有过怎样的悲痛与欢乐、光荣与梦想、高尚与耻辱，它们最终都形成了我们的现在，而我们在今天的一切所作所为同样决定着人类的未来。
    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被深深地裹挟在世界历史文化的大潮之中，正如孙中山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从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1901年签定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制订“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1999年“神州号”载人飞船飞行成功，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由于20世纪末期的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经济持续增长，综合国力极大提高，有可能成为对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产生较大影响的国家，因而引起世人对中国的聚焦和刮目相看。“中国热”、“东方热”、“汉学热”等，正说明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越来越显示出其应有的地位与价值。  

    20世纪中国社会曲折前行的历程背后，有一双无形的手似乎在那里起着作用，这就是中国文化思潮。文化是与经济、政治相对应的概念，它是反映并作用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意识形态观念。文化思潮、文化建设在我国现代社会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社会发展中，“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而“—定的文化(当做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文化问题就更为敏感。文化主张、文化选择往往就是政治、经济变革的舆论先声与思想先导。经济、政治、文化相互促进，三位一体，构成了社会发展的整体格局。

    20世纪的中国文化主张与现代趋势生动地体现出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演变态势与发展走向，同时又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中国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集中表现，是不断流动并影响至今的价值系统。西方文化作为域外精神意志的产物，极大地刺激、影响着中国文化体系。现代中国文化的演进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如何对待外来西方文化这两方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盛行一时的“中体西用论”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对“中”、“西”文化的评判取舍置于国人面前。从此“体用”模式争论不休，各种主张此落彼起。五四新文化时期首先是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激烈冲突，继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发生冲突，因而当时的中西文化具有全面的对抗性。以后在二三十年代出现的“全盘西化论”、“东方文化论”、“中国本位文化论”，直至八九十年代新一轮文化论争中出现的“儒学复兴论”、“全盘西化论”、“彻底摧毁与重建论”、“哲学启蒙补课论”、“西体中用论”、“综合创新论”等，论争的焦点几乎无一例外地依然定格在对古今中西文化的诠释、比较、评价和选择上，以加快建设中国的现代文化。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大致包括：一、关于中西文化特点及其优劣比较；二、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影响和发展规律的批判性反思；三、围绕中国文化现代化这个核心问题，探讨中国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的关系。

    纵观19世纪末以来中国文化的现代趋势，就其思想的典型性、影响的重大和深远而言，首先是“中体西用论”，以后则是“全盘西化论”、“儒学复兴论”与“综合创新论”三大文化思潮的互动。

    “中体西用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缩略，这是中国近现代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的文化主张与基本理论。“中体西用”论的雏形较早滥觞于冯桂芬1861年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的“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一命题，以后郑观应、王韬、薛福成等均有所发挥。而据史料，“中体西用”一词最早则见于1896年4月沈寿康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匡时策》中：“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年8月，孙家鼐在为开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前身)给清廷的奏折中也有相同的提法：“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中体西用”已成为当时社会流行语，在洋务派与开明士绅中，这一思想已相当普及。1898年5月，著名的洋务派代表张之洞发表《劝学篇》，又作了具体阐释：“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他又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面对西方列强入侵、神州陆沉的形势，“中体西用”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被经世派、洋务派和维新派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经世谋略，以传统“器变道不变”为依据，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为“本”，吸收西方科学技术和具体文化为“用”，从而达到制夷图强、复兴中华的目的。这对于当时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而促进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具有积极意义。这一文化主张不仅成为“当时维新派的‘流行语”’，“而举国以为至言”(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而且一直影响清政府，以此为主张推行“新政”。“中体西用”的另一积极作用在于对传统儒家经典的绝对权威的挑战，认为“修己”可通过“中学”来实现，而“事功”则要借助“西学”，也即“通经”已不必然能够“致用”。这就使儒家经典由“内圣”推及到“外王”的逻辑结构遭到了破坏，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家文化固有的体系。

    但是，“中体西用”的进步性是有限的。当20世纪初，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进入要求改变传统文化的“体”——纲常名教和“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时，这与“中体西用”论要维护的“体”产生了严重冲突，因而这一文化主张也就成为中国文化现代趋向的阻力。到戊戌维新时，“中体西用”论更成为阻碍社会进步思潮的逆流，因而不断遭到批判。但这一文化主张对中国现代文化一直有着很大影响，20世纪20年代的“东方文化论”、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论”以及主张“返本开新”的现代新儒家，都与“中体西用论”有着千丝万缕的思想联系。

    张岱年认为：“‘中体西用’论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派别和不同的论战对象面前具有不同的实质和历史作用，对此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至于在理论上，‘中体西用’论的根本失误在于以中西分体用，在于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力图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或主导地位。”对此，严复在分析力主“中体西用”的洋务派失败的原因时，曾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洋务派的失败在于不揣其本而欲枝节为主，如同给牛附上马之四足而责以千里。

    近现代以来直到20世纪末，国人提出了种种有关中国文化现代趋势的对策与思路，其观点有交叉有融合有分歧有对立，其口号有激烈有中和有突兀有平实。这些主张和观念虽然互有消长，长期论辩，甚至针锋相对，但其焦点都是相同的，这就是：中国社会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在这个总思路下，各派都认为中国应该现代化，而且必然能够现代化。但中国如何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则观点各异，各有说法，各有选择。影响20世纪中国文化趋势的最重要的是这样三种思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综合创新论”、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论”与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论”。这三种文化思潮代表了中国文化现代趋势的三种文化主张、三种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并在实践中日益强调“中国特色”，断然拒斥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盘西化”；自由主义者主张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的老套，坚持“现代化就是西化”；现代新儒家坚持中国本位文化，坚信“中国文化在本原上没有任何不足”，在此前提下吸收西方的科学民主，走“工业东亚”的“儒家资本主义道路”。这三大文化思潮的思想分歧是显而易见的，但三者之间也存在某些相似相通之处。有论者认为，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思考如何对待传统，如何引介西方文化，如何建设中国的新文化；都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振兴中华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都主张向西方引进先进的科技与管理，但又都想避免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矛盾和缺点；都希望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在思想上都具有文化启蒙的性质和作用。

    以下就三大文化思潮逐一作一阐释。

    一是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论”，其核心内容是“现代化＝西方化”，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一无是处，与现代化水火不容；中国文化的惟一出路就是全盘西化。“全盘西化”一词，源出1929年胡适为《中国基督教年鉴》所写的一篇短文，英文是Wholesale　West—ernizeation。全盘西化主张不预设任何人为的限制，照搬西方欧美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意识作为民族自救的根本出路。从二三十年代的胡适、陈序经到80年代文化讨论中出现的某些绝对推崇“蓝色文明”、宣扬“彻底反传统”的人，都主张根本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向西方文化寻求出路。

    全盘西化派的观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已经出现。当时许多学者从中西文化冲突的角度考察古今之辩，批判复古派倾向和古今调和思想，引发了一股“西化”、“欧化”思潮。毛子水曾提出“国新”概念，主张“中国人的思想要提到欧洲人的水平”(《国故和科学精神》)。吴稚晖则称：中国文明远低于西方文明，鼓吹对西方的一切要“全盘承受”。胡适在1929年写的《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一文中认为：“一种文明具有极大的广泛性，必然会影响大多数—贯保守的人。由于广大群众受惰性规律的自然作用，大多数人总要对他们珍爱的传统要素百般保护。因此，一个国家的思想家和领导人没有理由也毫无必要担心传统价值的丧失。如果他们前进一千步，群众大概会被从传统水平的原地向前带动不到十步。”如果说胡适在这里似乎是用“以反求正”、“取发乎上得其中”的思想，即以“全盘西化”的彻底激烈的变革方式来取得相对的渐进改良的话，那么到了1930年，他发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时，彻底激进的姿态就完全不再含糊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百事不如人”，“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而应“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著名的“全盘西化”论者陈序经在1934年发表的《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中，在回顾了六七十年来中国人对西方文化态度的变化后，认为复古派、折衷派“各有其不足”，断言“我们的唯一办法，是全盘接受西化”，强调要“彻底的打破中国传统思想的垄断”，“此为救活中国目前危亡的根本”。1935年胡适在《充分世界化和全盘西化》一文中，又以“充分世界化”的提法，表示“完全赞同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全盘西化论既反对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论，也反对社会主义的综合创新论，表现出对待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与极端化倾向，因而这种主张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革中必然遭到了批判与否定。

    第二种文化思潮是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论”(现代新儒学)，其核心内容是“中国文化复兴＝儒学现代化”。这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文化思潮。

“五四”以后的20年代，中国文化界开始出现以接续“儒学”道统为己任、服膺宋明理学为主要特征，力图用传统儒家学说融合、会通西学，从文化上探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学术思想流派。梁漱溟、熊十力是当时的代表。梁漱溟在1921年出版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通过比较中国、印度、西方三大文化系统的不同路向后，认为只有以中国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获得“人生的真味”，断言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精神生命和世界文明所当趋归的方向，从而开启了以“新儒家”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学运动。熊十力对于五四运动以后菲薄固存、全盘西化的倾向和所谓本位文化的主张均持否定态度，认为必须深切了解西洋人所以成功现代文化的根本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所长，不讳短，不掩长；对西方文化的采用必须与中国价值的重建相辅相成，互相融和，自觉创新；并主张以本体论研究为要务，先在思想上建立中国之“体”，再采补西方学术文化之“用”。三四十年代的新儒学出现各具特色的思想理论体系。贺麟糅合西方新黑格尔主义和陆王心学，倡导“新心学”；又在1941年发表的《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一文中，提出“以儒家思想为本体，以西洋文化为用具”的主张，首次阐述了“新儒学”概念。他认为“民族复兴，从本质上说，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倡言“以西洋之哲学发挥儒家之理学”，“吸收基督教之精华以充实儒家之礼教”，“领略西洋之艺术以发挥儒家之诗教”，断言“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潮”。冯友兰在抗战期间写下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等“贞元六书”，自言是“接着”宋明理学讲“新统”，认为从孔孟到宋明之儒集大成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传统，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以此为“体”，会通西方哲学，并采用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就可以实现程朱理学的“继往开来”，由此阐　    发了“新理学”体系。抗战时期，现代新儒学还在西南大后方通过讲学与著述培养了一大批追随者，促进了儒学的发展。马一浮在广州乐山乌尤寺办的复兴书院，梁漱溟在重庆北碚金刚碑办的勉仁书院，张君劢在云南大理办的民族文化书院，是现代新儒学著名的“三大书院”。

    1949年以后，现代新儒学的中心由大陆转移到港台和海外。五六十年代是新儒学的鼎盛时期，代表人物为港台的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等。韦政通在《当代新儒家的心态》一文中对这一时期的新儒家特征作过如下概述：“①以儒家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和主干，在儒家传统里又特重心性之学；②以中国历史文化为—一精神实体，历史文化之流程即此精神实体之展现；③肯定道统，以道统为立国之本，文化创造之源；④强调对历史文化的了解应有敬意和同情；⑤富根源感，因此强调中国文化的独创性或一本性；⑥有很深的文化危机意识，但认为危机的造成主要在国人丧失自信；⑦富宗教情绪，对复兴中国文化有使命感。”这一时期的新儒家人物一般都有较深的传统文化素养，又经过西方近现代哲学思维的训练，因而注力于中西文化的比较和会通。他们肯定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为中国文化发展之内在要求”，倡言“返本开新”，即复返儒家心性学之“本”，开出民主政治和科学技术之“新”，以”重建儒家的道德主体性哲学”来弘扬中国本位文化。80年代以后，海外与港台出现了以刘述先、金跃基、余英时、杜维明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新儒学人物。他们反思西方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所导致的精神空虚，总结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的文化效应，批评“现代化即西化”的单线式思维模式，进一步阐发了返“本”开“新”的思想主旨，提倡“对传统文化进行自觉的、群体的、又是批判的继承和创造”，强调要创见性地回应现代西方文化的挑战，以获得“儒学第三层发展的可能”。同时对于近现代文化冲突的两大思潮——民主启蒙和民族意识的相互协调，作出种种设计，力求在民族特色的轨道上和模式内，推进东方式的现代化进程，以此作为新儒家的文化追求和理想目标。

    现代新儒学作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术文化思潮，1949年以后，其影响主要在港台及海外华人文化圈内。80年代随着大陆的“文化热”，海外新儒学的观点和提出的课题引起大陆学人的密切关注。进入90年代，中国儒学研究呈现出整体性趋势与国际性趋势。八九十年代学术界先后出版了一系列研究著作，重要者如罗义俊编著的《评新儒家》(1989年)、赵吉惠等主编的《中国儒学史》(1991年)、宋仲福等著《儒学在现代中国》(1991年)、郑家栋著《现代新儒学概论》(1990年)、胡伟希著《传统与人文：对港台新儒家的考察》(1992年)、马振铎等著《儒家文明》(1999年)等。此外，由方克立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在90年代陆续出版的《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选辑了包括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贺麟、冯友兰、钱穆、唐君毅、牟宗三、余英时、徐复观、刘述先、杜维明、蔡仁厚等现代新儒学各期代表人物在内的重要论文或著作辑录。新儒学代表人物梁漱溟晚年还写了《人性与人心》一书，从近现代的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进化论和历史科学的成果中，引入新概念和新知识，以此论证儒家的理性主义、人道主义是人类未来社会发展的指南，力图将传统儒家学说纳入现代文明的轨道。

    如何看待现代新儒学?现代新儒学有什么共同的特征?张岱年认为他们的“核心内容是‘中国文化复兴二儒学现代复兴’，认为中国传统古典文化，尤其是由孔子开创、宋明理学继承发扬的儒家文化，是天生优越的，本质上大大高于任何西方文化、外来文化；中国文化的惟一出路，就是复兴现代新儒学，寻求继先秦原始儒学、宋代理学新儒家之后的儒学第三期发展，以完成返本开新、内圣外王之道。这样，中国才有希望，人类才有希望。儒学复归论主张中国走‘儒家资本主义道路’，即在经济上搞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化的市场经济，文化上复兴以儒家道统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点上，儒学复归论和全盘西化论又有所合流”。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综合创新论”。

    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文化建设基本战略的重大问题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和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正确主张。这一文化主张是先进的中国人经过长期探索和缜密思考的结果。

    早在明末，科学家徐光启就提出了“会通”的观点，认为对于“泰西之学”应取“欲求超越，必先会通”的姿态。经学家焦循也主张“会通两家(指中、西)之长，不主一偏之见”。到了晚清，“会通”的观点一直成为富有辩证思维的有识之士的共同文化主张，从魏源、王韬到章太炎、孙中山、蔡元培等都表达过相同的观念。如蔡元培就明确表示：“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在清华学校高等利·演说词》)“五四”前后，在“东西文化论战”中，李大钊提出“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的观点(《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并探讨了东西文明不同的原因。他认为中国文明不适宜于今日，要谋中国之生存，非吸收西洋文明不可，而西洋文明之根本就是“科学”和“民主”。李大钊还认识到：“凭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短长，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他预言人类必将“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

    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论争中，胡适等继续主张“全盘西化论”，而一些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1935)的学者则主张“中国本位文化”，这些主张遭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用能动的革命反映论的观点，对东西文化，特别是中西文化论战中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作了批判的科学总结，并对如何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他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受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毛泽东还形象地用“古今中外法”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辩证综合的文化观。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指出：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做‘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做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他还说明，所谓“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毛泽东在这里提出的“古今中外法”也完全适合于一般文化研究。建国以后，毛泽东正是在“古今中外”的辩证综合文化观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西方文化的最高成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是“西学”。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和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使之中国化，以取得民族的形式。至于对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则应采取分析的态度：一方面要学习他们科学的、先进的东西，另一方面又要抵制腐朽的东西。对中国传统文化也应作具体分析：对传统文化中的科学性、民主性的精华，必须继承和发扬；而对于封建性的糟粕则应坚决剔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存在着“古今”、“中西”之争，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旗帜鲜明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解决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所普遍存在的问题，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

    一部中国近代史，尤其是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历程，已经雄辩地证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只能走’占今中外，综合创新’的道路，这就是以中国古典传统文化作为源远流长的母体文化，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作为激发现代化活力的异体文化，以马克思会主义文化作为起主导作用的主体文化，在马克思主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以中国现代化为主体目标，借鉴中西文化的精华，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文化。从40年代毛泽东提出的古今中外法和新民主主义论，到80年代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论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人一直高举着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的文化大旗，代表着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和思想主潮。”“走综合创新之路，意味着中国将以开放的态度和博大的胸襟，广泛借鉴东西方现代化先进国家的正反历史，并在借鉴之中有所发展，有所创造，有所升华。这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复兴之道，生生不息之道，后来居上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