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其人

　　杜甫（712-770），字子美，京兆杜陵（今陕两西安市西南）人，生于巩县，是晋朝名将杜预之后，祖父杜审言，初唐著名诗人。父亲杜闲曾为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奉儒守素的家庭文化传统对他忠君恋阙、仁民爱物的思想有巨大影响。他7岁开始学诗，至20岁结束书斋生活，而后南下吴越，北游齐赵，进行了长达l0年的“壮游”。此时正值盛唐“开元盛世”，社会经济的繁荣和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使杜甫的诗作里充满了少年气盛的昂扬情调和自信。33岁在洛阳遇到刚被“赐金放还”的李白，建立了千古传颂的友谊，两人同游梁、宋。遇高适，三人酣饮纵游，慷慨怀古。不久又北上齐鲁，过历下，登泰山，抒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的情怀。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他有巨大抱负，自谓能立登要路，致君尧舜。那种胸怀天下的壮志，那种裘马轻狂的快意，在其诗作中展露无遗。“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诗》）这不是把自己比喻成驰骋千里的骏马吗？“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赠李白》）这开阔的心胸，雄伟的气魄，绝不亚于李白的豪气与浪漫。此时的杜甫，胸怀大济苍生的梦想，同盛唐众多的诗人一样，对前途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但这幻想在天宝五载（746）到长安之后，便彻底破灭了。到长安的第二年，他参加了由李林甫操纵的一次考试，落入骗局。落第之后回到偃师，后来又来到长安，献赋上书，干谒赠诗，希求汲引，但都落空。十载长安，历尽辛酸，“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献三大礼赋表》）。于是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说：“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甫若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中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穷困潦倒的杜甫，旱已失去了往日的悠闲与昂扬，也更深切地体会到了处于社会下层的人养家糊日之不易。这十载长安，使杜甫历尽人生辛酸，他看到了生民疾苦，关心着国家安危。忠君恋阙，仁民爱物的情怀，在这颠沛辛酸的生活里不但未曾衰退，反而更加强烈了。直到天宝十四年（755）冬天，才获得一个看管兵甲器杖（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卑微官职，而此时杜甫已经43岁了。

　　安史乱起之后，杜甫落入叛军手中，被押解到陷落的长安。在陷落的长安，他写下了《春望》等忠君恋阙的千古名作。至德二年（757）四月，杜甫终于逃出了长安，冒着生命危险到达凤翔，被肃宗任命为左拾遗，可不久就因上疏申救房琯而触犯了肃宗。九月，长安收复，杜甫一家又来到长安，于第二年因房琯之事而坐贬华州司功参军。乾元二年（759），杜甫又在洛阳去华州的路上，目睹百姓家破人亡的惨剧。战乱的痛苦已经成了摆在他面前的赤裸裸的现实。

　　乾元二年秋。杜甫到了秦州以南的同谷县，于岁末抵达成都，开始了他晚年飘泊西南的生活。杜甫在成都有一段时间生活相对安定。后来因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反，成都混乱，他移家梓州，来往旁县，中间又曾在阆州小住。永泰元年（765）五月，离成都经渝州出峡，在云安短期养病之后，于次年春末迁居夔州（今广州奉节）。大历三年（768）春，他离夔州，漂泊江陵、公安、岳阳、潭州，大历五年（770）冬，死于自潭州赴岳州途中舟上，时年59岁。杜甫暮年穷困潦倒，疾病缠身，十分凄凉。

　　杜甫身上有较浓厚的儒家“忠君”思想，对社稷和人民的最终关切，是他“忠君”的核心内容。杜甫的思想受儒家影响较大，但他与道教、佛教中人也多有来往，未限于一宗一派。作为“诗圣”，杜甫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中的偶像，是儒家文化理想人格的化身。代表着当时的“社会良知”。杜甫不仅做了动荡时代苦难人生的代言人，而且以贴近现实有血有泪的动地歌吟，呈露出仁者襟怀，由此形成的杜诗风格的大、重、拙，是传统儒家人文精神的最高诗意所在。

　　杜诗的诗史性质

　　杜甫的诗歌形象真实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时代动乱。是时代的一面镜子，素有“诗史”的美誉。这首先在于杜诗具有史的认识价值。常被人提到的重要的历史事件，在他的诗中都有反映。至德元年（756）唐军陈陶斜大败，继又败于青坂。杜甫有《悲陈陶》、《悲青坂》；收复两京，杜甫有《收京三首》、《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九节度兵围邺城，看来胜利在即，杜甫写了《洗兵马》，其中提到胜利的消息接踵而至，提到回纥军助战、在长安受到优待的事，提到平叛诸将的功业，反映了此一事件在当时造成的普遍心理。后来九节度兵败邺城，为补充兵员而沿途征兵，杜甫有“三吏”、“三别”。宦官市舶使吕太一反于贵阳，杜甫后来写了《自平》。杜甫的有些诗，还可补史之失载，如《三绝句》中写到的渝州、开州杀刺史的事，未见史书记载。从杜诗可见安史之乱后蜀中的混乱情形。而《忆昔》则描述了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游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这是常被史学家用来说明开元盛世社会风貌的一首诗，写时事，不始于杜甫，但是到了杜甫，才从如此广阔的视野并如此频繁地写时事。他的诗，提供了史的事实，可以证史，可以补史之不足。

　　杜诗的“诗史”性质，主要的还不在于它提供了史的事实。史实只提供事件，而杜诗则提供比事件更为广阔、更为具体也更为生动的生活画面。史称玄宗后期沉湎声色，记载了不少事实，而在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我们才真切地感受到这沉湎声色的情景：“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嵽嵲。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有神仙，烟雾蒙玉质。爰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里描写的是具体的情景，连面临这情景时感觉到的氛围和情思都有了。

　　即使是从一个人、一个家庭写起的战争带给百姓的苦难，写他们的遭遇，写他们的内心的悲酸，仍然可以感受到其时社会的某些心理状态。从认识历史的起初面貌说，这一类诗，也具有诗史的意义。如《无家别》：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鞞.虽从本州岛役，内顾无所携。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

　　写到故乡荒凉，老母病死，归来无家，不得不再次从军，反映出当时战区人民的共同遭遇，令人不忍卒读。他把战火中的人的内心世界，一一展开，令人千载之下，为之动情。《羌村三首》、《哀王孙》、《哀江头》、《北征》等诗，都是这种写法。

　　杜诗的写实手法

　　杜诗的诗史性质，决定了写实的写作手法。以时事入诗，直面社会现实，确实是杜诗很突出的特点。杜甫继承了《诗经》、《离骚》重兴寄的爱国忧民精神，又发展了两汉乐府民歌“写时事”的优良传统，创立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乐府。

　　杜甫的乐府古体诗，除了效法汉魏古乐府取题的用意以“行”诗写时事外，还能自立新题，独创格调。如《兵车行》：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此诗作于杜甫困居长安期间，讽刺唐玄宗穷兵黩武而不顾百姓死活，不用《从军行》一类的乐府旧题，而是自创新题直接针砭时弊。在写法上，开头摹写送别惨状，是纪事；自“行人但云”以下为征夫的诉苦，为纪言，采用客观的纪实描写手法，叙述者完全站在同情人民疾苦的立场上。

　　杜诗的写实，既叙事件经过，又用力于细部描写。这些细部描写，或人或物或心情，精心刻画，从细微处见出真实，展开画面，把人引入某种氛围、某种境界。《北征》叙从凤翔行在往鄜州省家的一路所见，他写的都是不起眼的平常细事，但正是这些细小的描写，从一个视角展现了广阔的历史画面。也正是这些细小的描写，使杜诗的叙事方式有别于前此的叙事诗。它从概括描写走向写具体事件的片断，因写细节而更少概括描写常有的夸张，更多真实感。故事性被冲淡了，而生活色彩则得到极大的加强。

　　杜诗的写实还融入了强烈的抒情，以时事入诗却含有泪水和深情。这除了他能设身处地为老百姓着想外，还在于他本人就是普通百姓中的一员，只要真实地讲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感受叙述出来，就成为了人民的代言人。《壮游》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都是此类佳作。“诗史”首先是诗，人们读杜诗的兴味远远超过读史，就因为它充满了感情的形象画面，含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如《赠卫八处士》：“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哀江头》：“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物是人非，不胜沧桑，这是战乱中逃难的人都会有的感受。

　　杜甫的律诗

　　一般说来，律诗具有格律字数的限制，要求写得精练和概括，故不适宜叙事而较适合抒情。杜甫把律诗的题材范围扩大到几乎与古体诗同样广阔的程度，在艺术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一、五律七律兼擅

　　杜甫对五律的把握，已到了非常纯熟、运用自如的程度，不但韵律精细，且诗境浑成而多变化，有意境壮阔忽转为凄凉的，也有气象巍峨忽转为情景细致婉约的，做到了不拘一格。如《月夜》：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本意是要表达自己对妻子深切的思念，但作者却用曲笔从妻子对自己的思念来写，让思念从彼岸飞来，愈见得杜甫的思念之深切。全诗以明月兴思情，同一轮明月寄寓着两地彼此的思念，思情的悠远绵长与月夜的朦胧相织相融，形成一种清丽深婉、寂寥苦思的凄清氛围，使读者不觉之间与之同悲共泣。

　　杜甫是七律的第一位大家，他创作了超过前人创作数量总和的七律。唐人的七言律，在盛唐诸家以兴趣情韵见长，到杜甫手中，境界始大，感慨始深，无论模写物象，还是抒发性情，皆能摆去拘束，于尺幅之中，含有思飘云物、律惊鬼神的壮观景象。杜甫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合律而又看不出声律的束缚，对仗工整而又看不出对仗的痕迹。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把一种骤然到来的狂喜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用“忽传”、“初闻”、“却看”、“漫卷”这些动词，加强了突然性和随意性色彩；用“即从”、“便下”、“穿”、“向”等词，连接四个地名，造成风驰电掣的气势。表达的方式，仿佛散文一般，感慨流畅，连贯性、整体感极强，毫不受律体的束缚。杜甫七律创作的全盛期在入蜀以后，他在寓居夔州以后所作律诗，这方面的成就，更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登高》是杜诗中最有名的一首七律：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八句皆对且一气贯注，悲怆而不消沉，胡应麟称其为古今七律第一。除了在思想内容、意象境界和情趣格调上有着全新的开拓外，杜诗具体的语言技巧和写作手法也较之前期有很大的提高，如起句富于创新，中二联写景往往以情间之，句中用典不露痕迹，体物贴切，善用双字叠字等。

　　二、以律诗写组诗

　　杜甫为扩大律诗的表现力，他以组诗的形式，表现一些较难表现、较宽泛的内容，五律和七律都有这样的组诗。五律中的《秦州杂诗二十首》是一例，集中地表现了他在秦州时的心境。写于客居夔州时的《洞房》、《宿昔》、《能画》、《斗鸡》、《历历》、《洛阳》、《骊山》、《提封》，虽未标出总题目，但就内容言，也是组诗，八首诗前后照应，情思脉络连贯，而表现的范围是一首律诗难以表达的。

　　杜甫以律诗写组诗最为成功的是七律，如《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特别是《秋兴八首》，可以说是杜甫律诗中的登峰造极之作。这组诗写于滞留夔州时期。此时安史之乱虽已结束，而外族入侵，藩镇叛乱，战争仍然不断。挚友已先后离开人世，诗人自己仍漂泊沧江，且疾病缠身。山城秋色，引发他的故园之思和对于京华岁月的怀念，回顾一生，感悟哲理。八首诗就是在这一思想脉络上展开，一层深似一层：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纷堞隐悲笳。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

　　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匡衡抗

　　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直北关山金鼓震，征西车马羽书驰。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

　　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问。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

　　瞿唐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珠帘绣柱围黄鹄，锦缆牙樯起白鸥。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波漂菰米沈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关塞极天唯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阁峰阴入潢陂。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佳人拾翠春相问，仙侣同舟晚更移。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

　　这一组诗，或即景含情，或直诉悲愤，或借古喻今，或欲说还休。八首只如一首，一次又一次地忆长安、感盛衰和伤沦落，反反复复，欲吐还吞，沉郁回环，悲慨深沉，极顿挫之致。

　　三、拗律与绝句

　　杜甫打破固定的律诗谱式，除了创为“连章体”的组诗外，杜甫还就律体的变格创为“拗体”，晚年七律拗体更多。这种拗体与七律初期出现的某些不合律现象是不同的，它是成熟之后的通变，表现为变化中的完整。不过杜甫七律的拗句实无规律可寻，有时是顺其自然而放弃声律规则，有时则是有意为之。能律则律，当拗则拗，体现了诗人造语贵新，同中求异的创作追求。

　　拗体在杜甫的绝句诗里出现较多，尤以七绝为甚。前人对杜诗七绝不太满意的原因

　　之一，便是拗体太多而不中格律。杜甫写七绝是比较随便的，上自国家大事，下至日常生活，凡题材不足以构成长篇的，他多半用七绝来表达，如《戏为六绝句》是一种杂感式的谈艺论文的论诗诗，评古鉴今，开创了文学批评的新方式。

　　杜甫入蜀后所作的绝句多为描写当地风景和风俗人情的组诗，如《绝句漫兴》九首其一：“眼见客愁愁不醒，无赖春色到江亭。即遣花开深造次，便觉莺语太丁宁。”《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也是此类佳作。与盛唐时期一般绝句不同的是，杜甫的绝句在声调上不是那么悠扬和谐，但章法、句法多变，刻画细致，能曲折达意，而且受民歌的影响，更多的杂有当时流行的口语（如《赠花卿》、《江南逢李龟年》）。杜甫的这类诗，既有联篇的吟唱，又有单篇的短章；既有常调，又有拗体，多一气呵成的真实之作，其妙处在于含意深婉。但声调拗峭、笔墨质实，且多议论，改变了盛唐绝句蕴藉含蓄的清丽格调，创立了一种与其沉郁顿挫风格一致的绝句新风貌。

　　杜诗的主要风格：沉郁顿挫

　　杜诗的主要风格特征是沉郁顿挫，沉郁顿挫风格的感情基调是悲慨。杜诗“沉郁”风格的形成，是安史之乱前后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时代社会心理在杜甫诗歌创作中的反映。入蜀后的十余年，是杜诗“沉郁”风格发展的顶峰。

　　杜甫在童年时代是很活泼的，青年时代则是裘马清狂，可中年以后，由于生活的折磨，使他变得沉郁了，晚年更是充满了悲伤的情绪。可他是一个极其有骨气的人，其郁积于心头的悲慨涌到嘴边的时候，往往又一口咽了下去，使感情的流程变得深沉浑厚起来，但感情的回环往复是在诗人的心中进行的，流露于笔端的是潜气内转的起伏顿挫，给人以波澜老成之感。如《咏怀古迹》五首其二：“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写萧条异代的千秋洒泪。极为沉郁顿挫。《秋兴八首》也是此种风格的杰出代表作品。

　　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是在十年困居长安期间形成的，而于杜甫晚年漂泊话南的诗歌创作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一位系念国家安危和生民疾苦的诗人，动乱的时代，个人的坎坷遭遇，一有感触。则悲慨满怀。他的诗有一种深沉的忧思，无论是写生民疾苦、怀友思乡，还是写自己的穷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阔大的。他的诗，蕴涵着一种厚积的感情力量，每欲喷薄而出时，他的仁者之心、他的儒家涵养所形成的中和处世的心态，便把这喷薄欲出的悲怆抑制住了，使它变得缓慢、深沉，变得低回起伏。长篇如此，短章也如此。沉郁，指其感情的悲慨壮大深厚；顿挫，指其感情的表达波浪起伏、反复低回。

　　杜诗的集大成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其六中说：“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吾师。”杜甫广泛地向前辈作家学习，总结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的艺术，对诗的各种艺术形式及表现力作自觉的探讨与追求，成为中国诗史上集大成式的诗人。杜诗的集大成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虚心学习前人的经营，不薄今人爱古人。杜诗的叙事和写实，显然受到《诗经》和汉乐府的影响，其爱国忧民、坚持正义的精神，又是对屈原《离骚》的继承。具体表现为对以屈赋为代表的楚辞诗句语词的直接运用和点化上。在五言古诗写作中，他接受了王粲、曹植、陶渊明等诗人的影响。他的古诗多律句，正是由于学齐梁以来重偶句排比的缘故。在《戏为六绝句》评点古往今来的作家中，杜甫单单提出庾信和初唐四杰。杜甫能比较全面地认识到各个历史时期的作家作品都有自己的特色和成就，能兼取众人之长。

　　二是作诗兼备众体，风格多样化。杜甫擅长各种诗歌体裁，并能推陈出新。他的五言古诗穷极笔力，充分扩充境界，由十韵而拓展至五十韵（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又再拓展为七十韵的巨制（如《北征》）。至于五言排律，大或干言，次犹数百，皆前所未有。他的歌行之体，句法皆以散文笔法出之，有时一韵到底，转折不衰，有的更换用韵，愈转愈精。杜诗风格崇尚绮丽、清新，后来向沉郁、老成发展，形成沉郁顿挫的主导风格，还有萧散自然、平淡简易和含蓄委婉等诸多变化。如同是写夜景，《倦夜》的“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是以丽句写荒凉，迥异于他以雄浑悲壮以寄哀伤的《阁夜》“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

　　三是功力深厚，能自铸伟辞。杜甫在《江山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中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由于注重对于诗歌语言的锤炼，他的诗歌里往往有非常美丽或精警的句子，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后出塞五首》），“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小寒食舟中作》）。

　　杜诗的地位和影响

　　杜诗以高度的艺术水平表现了自己对祖国命运和人民疾苦的时刻关怀，不仅充分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而且一直哺育着历代爱国诗人。从古典诗歌艺术的发展来看，受其影响的诗人是非常多的，有学其写实精神的，有学其遣词造句的艺术技巧以求新变的。这样，不仅他作为儒家理想人格的化身受到推崇，杜诗也作为集大成的艺术范式受到膜拜。

　　从唐诗的发展看，杜甫是一位承先启后的人物。杜诗是唐诗发展的一个转折。由于杜诗兼备众体而又白铸伟辞，积累了极其丰富的艺术，也就为后来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各种可能。

　　中唐以后，自居易、元稹继承了杜甫缘事而发、写生民疾苦的一面，且受到杜甫五言排律夹叙夹议的影响；韩愈、孟郊、李贺则受到杜甫的奇崛、散文化和炼字的影响；炼字在晚唐更发展成苦吟一派；李商隐的七律得力于杜甫七律的组织严密而跳跃性极大的技法。他们都学杜甫的一枝一节，而开拓出新的诗派。

　　到了宋代，杜诗在长期接受过程中得到普遍认同，成为宋人作诗效法的最高典范——“诗圣”。王安石、苏轼和黄庭坚等宋代的大诗人都非常推崇杜甫。黄庭坚大力提倡杜甫夔州后的作品，具体而微地总结杜诗的艺术手法，并被推尊为江西诗派的不二法门，学杜成了宋诗的一个标志，也奠定了杜甫在中国诗史上的崇高地位。

　　杜甫的更为重要的影响，是在思想情操方面。他的系念国家安危、同情生民疾苦的淳厚感情，为历代士人所崇仰，在士人人格的形式上，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南宋爱国将领文天祥兵败被俘，有《集杜诗》200首，《序》说：“凡我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这种影响直至现代也历久而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