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产生了许多对中国新教育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的教育家，下面择要介绍蔡元培、陶行知的教育活动与教育思想。

一、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子民，浙江绍兴人，中国近代著名革命家、教育家，光绪年间进士，两度留学德国。清末曾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上海南洋公学教习，创办上海爱国学社和爱国女校，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辛亥革命后，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主持制定《壬子-癸丑学制》；1915年在法国发起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及华法教育会，提倡留法勤工俭学。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27年后，任大学院院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一生为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努力奋斗，对中国近现代教育的改革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下面择要介绍其教育思想。

（一）体、智、德、美和谐发展的教育方针思想

        1912年4月，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的意见》一文，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等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他说：“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1]他认为，“军国民主义为体育；实利主主义为智育；公民道德及美育皆毗于德育；而世界观则统三者而一之。”[2]1920年他发表《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一文中，系统提出体、智、德、美四者和谐发展的主张。他认为：普通教育的目的在于“养成健全的人格”。这种教育内分四育：“（一）体育，（二）智育，（三）德育，（四）美育。”“这四育是一样重要，不可放松一项的。”[3]

他详细解释论述了这几方面教育的内容。（1）军国民教育即体育，既是强兵富国的需要，也是养成健全人格所必须的。（2）实利主义教育即智育，包括各种普通文化科学知识，有历史、地理、算学、物理、化学、博物（包括树艺、烹好、裁缝、金工、木工、土工等实用技术）、手工等。他认为不仅要传授知识技能，而且要训练学生思维细密、对事认真的科学态度。（3）公民道德教育即德育，他认为德育是完足人格之本。德育的内容就是法兰西革命所标揭的自由、平等、亲爱，反映了他要以资产阶级道德观念培养学生的愿望。（4）美育可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4]。

蔡元培提出的体、智、德、美和谐发展的方针符合当时历史的要求，在教育上是一种重大的进步，是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宗旨的否定。从人才培养上，这几方面的教育，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规律，只是不同的阶段在各方面的要求不一而已。

（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高等教育思想

这是蔡元培提出的改革北京大学的原则，成为他发展高等教育的指导思想。他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的第一次演讲，就明确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5]次年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又强调：“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6]他认为，大学各种学术派别“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7]。直到晚年，他总结一生办教育的时还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8]

他还对“学”与“术”作了严格区分。他说：“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各国大学中所有科目，如工商，如法律，如医学，非但研求学理，并且讲适用，都是术。纯粹的科学与哲学，就是学。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础，两者并进始可。”[9]对中国来讲，更重要的是需要研究学理，若一国内，练习技术的人很多，而研究科学的人却很少，那样的技术也是无源之水，发展是有限的。因此，他主张“以学为基本，术为支干，不可不求其相应”[10]。根据“学术并进相应”思想，他主张学科沟通与融合，反对拘泥保守的课程与学习观。

蔡元培以上述思想为指导，对旧北京大学进行了彻底的改革。首先，聘请有学术造诣的各派人员到北大任教，到校不久就聘请了《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到北大任文科学长，请在学术上有突出造诣的胡适、马叙伦、李仲接（四光）、任鸿隽、马寅初等到北大任教。以后，李大钊、鲁迅也在北大兼课。还留用了有业务专长但思想保守甚至反动的人，像积极拥护袁世凯但学术上与章太炎齐名的古文经学家刘师培、以复辟为己任蓄留长辫子但又精通英语把《四书》译成英文的辜鸿铭。其次，将工科调北洋大学，努力把北大办成以研究高深学问、培养高级综合型人才为中心的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再次，改革系科、专业、课程和教法。打破文、理、法三科界限，变科为系，取消学长制，改设系主任；改年级制为选科制；组织各种学术团体，开设各种学术讲座，鼓励学生专精与博涉相结合。

（三）尚自然、展个性的教育思想

这是蔡元培针对封建传统教育无视学生特点，违反其身心发展的自然法则，束缚其个性发展而提出的教育主张。他说：“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11]他反对注入式教学，提倡发挥儿童个性，要学生自动、自学、自助，教师的责任只是在学生感到困难时，去帮助他们。按照尚自然、展个性原则的要求，他特别提倡要研究教育科学，尤其是要用实验方法研究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和教材教法以及学习欧美新教育思想等。

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陶行知（1891－1946），原名文治，又名知行，安徽歙县人。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1910年入南京金陵大学。1914年留美，次年获伊利诺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同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师从杜威、孟禄等教育家。1917年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教育科（教育系）主任。1922年兼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1923年任南京安徽公学校长。同年与朱其慧、晏阳初等在北京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推行平民教育。1927年创办南京晓庄乡村师范学校，开展乡村教育。1930年秋流亡日本。1931年春回国，先后创办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报童工学团、流浪儿童工学团，提倡普及教育。期间，创办《生活教育》半月刊，并任《生活教育》和《普及教育》周刊主编。1936年组织国难教育社并任理事长，提倡国难教育运动。1938年12月在桂林成立生活教育社，任理事长。1939年在广州合川创办育才学校。1945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主编《民主教育》月刊。1946年创办重庆社会大学，任校长。陶行知思想非常丰富。其中以普及教育和生活教育思想最富特色。

（一）陶行知的普及教育思想

普及大众教育是陶行知毕生大部分精力奋斗的目标。他说：“这十几年来，我有时提倡平民教育，有时提倡乡村教育，有时提倡劳苦大众的教育，不知道的人以为我见异思迁，欢喜翻新花样，其实我心中只有一个中心问题，这问题便是如何使教育普及，如何使没机会受到教育的人可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教育。”[12]

陶行知认为，普及教育首先要打破学生关，消除儿童与成人、男子与妇女的界限，让所有男女老幼都成为普及教育的对象。其次，要打破先生关。他认为普及教育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小先生制”，发动全国的小学生和识字成人来开展普及大众教育。再次要打破课堂关，普及教育必须适应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工学结合，时间安排和教学组织应灵活多样，一定不能妨碍群众生产。第四要攻破课本、纸笔关。他提出：“中国是个穷国，必须用穷的方法去普及穷人所需要的粗茶淡饭的教育，不用浪费的方法去普及穷人所不需要的少爷、小姐、书呆子的教育。”普及教育要从群众经济状况出发，因陋就简，因地制宜。第五要攻破学校关。他认为专靠学校很难普及教育，因此必须采用自学团、共学团、工学团、空中学校等组织形式，广泛开展普及教育活动。第六要打破人口关。要普及教育，必须控制人口增长，节制生育，推行避孕、晚婚和只生二胎的方法，否则很难普及。第七要有立法保证，“劝导与强迫并行”，同时要使一切妨碍别人求学的人都受到法律的制裁。

陶行知一生为普及大众教育做了大量工作。1920年夏他在南京高师任教时就举办了暑期学校，带领留校学生教居民、车夫、商贩识字读书。1923年后从事平民教育运动，编写了《平民千字文》，举办平民读书处和平民学校，教平民读书识字。1926年后致力于乡村教育运动，重点是普及大众教育。1930年担任教育部“教育方案编制委员会”义务教育组主任，与马寅初、朱经农共同起草了《实施义务教育初步计划》，成为当时政府推进普及教育的纲领性文件，后又发起普及教育运动。在长期的普及教育实践中，总结了许多适合中国特别农村教育实际的宝贵，为普及教育作出过重要贡献。

（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深受杜威的影响，源于对中国教育的反思，形成和完善于长期的办学实践。所谓生活教育，按照陶行知的解释，就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须的教育”[13]。“从定义上说，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从效力上说，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生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14]一句话，生活教育的实质就是“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15]。生活教育思想包括三个有机联系的部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生活即教育”是生活教育的本体论。陶行知指出：“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说：“生活即教育。”[16]他认为“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17]。“现代的人，要过现代的生活，就是要受现代的教育。”[18]“社会即学校”是生活教育的领域论。陶行知指出：“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之场所。因此，我们又可以说：“社会即学校。”[19]“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的方法论，涵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动方法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20]其基本特征是以“做”为教与学的中心，强调“行是知之始”、“重知必先重行”[21]。

（三）创造教育思想

他指出：“行动是老子，思想是儿子，创造是孙子”[22]，换言之，“‘行动’是中国教育的开始，‘创造’是中国教育的完成”[23]。就创造教育而言；“手和脑在一块儿干，是创造的开始；手脑双全，是创造教育的目的。”[24]陶行知重视创造教育，不仅撰写了《创造宣言》、《创造的儿童教育》和《创造的社会教育论纲》等创造教育专论，而且在其大多数教育论著中都论及了创造教育问题，尤其是儿童创造能力的培养；他在《育才三方针》中规定“向着创造生活前进”是其核心[25]，在致育才学校全体师生的《最后一封信》中又以“为科学创造而学习”和大家共勉[26]；他创办重庆社会大学，强调创造新世界是社会大学“主要的功课”，“社会大学之道”首先要明白人民的四个大德，即：觉悟、联合、解放和创造[27]。凡此可见，创造教育理论在陶行知教育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陶行知强调培养人的创造能力，即：（1）“治学”能力，即自动、自学和自得的政治学能力；（2）思维能力或认识能力，即观察、分析、综合、推理和判断的能力；（3）“治事”能力，即手脑并用，能言能行，善待人，会办事的能力。他主张创造教育应从儿童抓起。他撰写了《创造的儿童教育》和《民主教育》等文章[28]，提出培养儿童的创造能力需要“六大解放”，即解放儿童的眼睛、解放儿童的头脑、解放儿童的双手、解放儿童的嘴、解放儿童的空间、解放儿童的时间，“有了这六大解放，创造力才可以尽量发挥出来”。

[1]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32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2]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327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3]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316-319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4]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339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5]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333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6]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354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7]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354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8]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244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

[9]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13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

[10]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13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

[11]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349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12] 《陶行知教育文选》，150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13]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633页，长沙：广州教育出版社，1985。

[14] 《陶行知教育文选》，267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15]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288页，长沙：广州教育出版社，1985。

[16]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634页，长沙：广州教育出版社，1985。

[17]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288页，长沙：广州教育出版社，1985。

[18] 《陶行知教育文选》，116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19]董宝良主编：《陶行知教育论著选》，390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20]董宝良主编：《陶行知教育论著选》，349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21]董宝良主编：《陶行知教育论著选》，28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22]董宝良主编；《陶行知教育论著选》，383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23]查宝良主编：《陶行知教育论著选》，38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杜，1991。

[24]董宝良主编；《陶行知教育论著选》，383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25]董宝良主编：《陶行知教育论著选》，588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26]董宝良主编：《陶行知教育论著选》，649～650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27]董宝良主编：《陶行知教育论著选》，630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28]董宝良主编：《陶行知教育论著选》，592～598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