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是中国封建社会大动荡的时代。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动，有力地推动了思想领域的发展，思想和学术领域出现了进步的实学思潮。他们以批判的、求实的精神，抒发了深刻而新颖的社会政治观点、哲学观点、历史观点，同时也提出了别开生面的具有进步意义的教育观点，对于传统的理学教育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提出了经世致用的实学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有重大意义。王夫之、颜元是实学思潮的代表性人物，从他们的思想主张中，可以看到实学思潮的基本特点和内容，以及他们反对传统理学教育，建立改良的、具有初步民主思想的新教育的要求。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广州衡阳人，学者称其为船山先生。自幼“颖悟过人”，习读“五经”，广泛阅读古代哲学和史学书籍。14岁中秀才，24岁中举人。青年时代他以“东林”、“复社”为楷模组织了“匡社”，曾举兵起义。阻止清兵南下。失败后，投身于桂王的南明政权任翰林院庶吉士。嗣后，辞职返家，坚持反清。33岁起流居湘西，与瑶民混居，以授徒讲学和从事著述为业。57岁，迁徙在湘西蒸左石船山，筑茅舍而居，名“湘西草堂”。在这里十七年如一日，热心教育生徒，奋笔疾书，写下了许多不朽著作。现存《船山遗书》共72种，258卷。与哲学、教育和政治有关的著作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黄书》、《噩梦》等。

王夫之是我国17世纪的一位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许多唯物主义教育观点，在人性论、理欲关系、知行关系、学思关系等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上，对理学教育进行了批判，同时提出了自己的卓越见解。他的教育思想在我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人性论和教育作用

王夫之关于人性的观点，有其特点。在中国思想史上，自先秦诸子至宋明博儒，都局限在性的善、恶方面；而王夫之则主张人性是后天学习而成的，是“日生则日成”[1]、“继善成性”的。

王夫之认为，人性是一种人类所具有的潜在的发展能力，即所谓“气禀”。这种能力在生活环境变化过程中，通过“新故相推”而发展，因此人性是“屡移而异”，“未成可成，已成可革”[2]的。人性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日生日成”以至于善的。

王夫之认为“习”在人性形成、发展中起重要作用。他说：“孟子言性，孔子言习。性者天道，习者人道。《鲁论》二十篇皆言习。故曰：‘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已失之习，而欲求之性，虽见性且不能救其习，况不能见乎！《易》言，‘蒙以养正，圣功也’，养其圣于童蒙，则作圣之基立于此。人不幸而失教，陷于恶习，耳所闻者非人之言，目所见者非人之事，日渐月渍于里巷村落之中，而有志者欲挽回于成人之后，非洗髓代毛，必不能胜。”[3]这一段话不但说明“习”对于人性的重要，而且说明不良教育养成不良习惯，要改变极不容易，所以必须从幼小就注意教育。

王夫之反对“生而知之”的观点。他认为人的知识来源于与外界事物的接触，是通过后天的实际活动取得的，这也正是人和禽兽只有先天本能的重要区别。那种所谓不待学而能的生知之说，只不过是“释氏夸诞之淫词而已”[4]。

二、理与欲统一的道德观

王夫之反对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之说，他主张“天理”即在“人欲”之中，二者是统一的，“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也”[5]，“有欲斯有理”[6]。“理与欲皆自然而非人为”[7]。王夫之这个观点的重要意义在于他把人们正当的物质利益要求，即“人欲”，着做是人类生存所不可缺少的，绝不能灭人欲以求天理，禁欲、窒欲都是阻碍人性发展的。在这种主张之下的教育，就要重视人性的发展，满足人们的欲望，要推己及人，要节欲而反对灭欲。他说：“推其私而私皆公，节其欲而欲皆理。”[8]王夫之的这种道德观，是适应资本主义萌芽和新兴市民阶级需要的，有着要求解脱束缚的意义。

三、知行观和教育过程

王夫之在知行关系问题上，既不同意朱熹“知先行后”之说，也不同意王守仁的“知行合一”之说。他主张行先知后，知行并进，互相为用。他说：“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9]又说：“知行相资以为用，唯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相资以互用。则于其相互，益知其必分矣。同者不相为用，资于异者乃和同而起功，此定理也。”[10]他认为在人们的认识中知和行各有其功效，又必须相互为用，因此，只有知行并进，才能“知同而起功”，这是认识事物的一条定理。

王夫之在知行二者中更注重“行”，而认为不能离行以为知，要在行上取得知识，要在行上检验知识。

王夫之“行先知后”，“行可兼知，知不可兼行”的主张，是教育上的一条重要原则，正确地反映了教育过程的一般规律。根据这一观点，他强调指出，获取知识必须以实践为基础，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真知；而求知识要落到行上，要从行上检验知识的效果功用。他曾以下棋为例，说明下棋知识，必须通过对奕才能获得，只是终日看棋谱，是不成的。

四、学思结合的教学思想

王夫之认为，学与思的关系，是互相结合，互相补充，互相依赖的关系。他说：“致知之途有二：日学日思。学则不恃己之聪明，而一惟先觉之是效，思则不拘于古人之陈迹而任吾警悟之灵。……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则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11]这就是说，学要博学而思则深入。学要尽量吸取过去的成就而不可任凭自己的主观臆测；思要注意独立思考，深入钻研，不可为过去的框子所构牵。学习的知识面愈广阔，思考愈可深远，愈可贯通。深入思考遇到困难，感到不够深刻，就会愈益了解博学的必要。二者同时并重，互相促进，这样才可使学习有进步。为学教人都必须重视学与思的结合。王夫之的观点，发展了先秦儒家学思结合的论述，同时反映了王夫之朴素辩证法的思想。

五、学习法和教学法

王夫之在著作中，除谈及以上教育理论的见解外，还从自己研读、著作体会出发，谈到许多教与学的原则和方法。

（－）立志

王夫之和其他学者一样。主张为学要以立志为先。他说：“志立则学思从之，故才日益而聪明盛，成乎富有；志之笃，则气从其志，以不倦而日新。”[12]他认为，意与志不同，“意者，乍随物感而起也；志者，事所自立而不可易者也。庸人有意而无志，中人志立而意乱之，君子持其志而慎其意，圣人纯乎志以成德而无意。盖志一而已，意则无定而不可纪。[13]因此，“善教人者，示以至善以亟正其志，志正，则意虽不立。可因事以裁成之”[14]。人之立志，必须专一。他说：“人之所为，万变不齐，而志则必一，从无一人而两志者。志于彼又志于此，则不可名为志，而直谓之无志。”[15]他这样强调立志的重要性，在为学、力行两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二）“有序”和“不息”相结合

王夫之认为，教学不但要“习”，还要注重“时”，指出“学而不习，习而不时”是学者的通病。他所说的“时”有两个含义，一是循序渐进之义，一是有恒之义。他把《学记》这样标点：“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解释说：“时者，有序而不息之谓也，恒守也。”[16]而“有序”和“不息”又是相互联系，相互结合的。教学既要循序渐进，不减等、不速成，又要有恒心，不间断。这样就可以使学习较易，“因其序则可使之易”[17]。那种一旦豁然贯通之说是靠不住的。

（三）因材施教

王夫之主张教者必须了解受教育者，必须根据受教育者的特点进行教育。他认为学生是有个性的，有“刚柔敏钝之异”，教育要顺应学者的个性去施教，偏高偏低都会影响教学效果。他说：“夫智仁各成其德，则其情殊也，其体异也，其效也分也……故教者顺其性之所近以深造之，各如其量而可矣。”他认为一个人有长处也有偏处，教者要引导发展学者的长处，使他能够进步；矫正学者的偏处，使他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他说：“教思之无穷也，必知其人德性之长而利导之，尤必知其人气质之偏而变化之。”[18]他还认为教者教学要根据学者的接受能力、基础乃至于主观努力的程度等等，总之，要根据学者的具体条件去施教。他说：“顺其所易，矫其所难，成其美，变其恶，教非一也，理一也，从人者异耳。”教人的道理是一个，但在方法上却要因人而异。王夫之所述因材施教的原则，是对儒家传统教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四）自勉与自得

王夫之主张教师对学生的要求必须严格，绝不能降低标准去迎合苟且偷安的心理；学生对自己也应该坚持高标准，不能要求教师降低要求来迁就“俯从”自己的“易为”与“无知”，否则将使学生陷于“不知不能”的悲境。他说：“学者不自勉，而欲教者之俯从，终其身于不知不能而已矣。”[19]他所指的高标准，是指“圣功”而言，但他所讲的原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王夫之在强调“自勉”的同时，还指出注重“自得”，即学习积极性原则。他说：“有自修之心则来学，而因以教之。若未能有自修之志而强往学之，则虽教亡益。”[20]这里他强调学生学习要用“求通之志”，即要有学习心理上的准备性和努力钻研的继续性，然后再有教师的启发式教学，就会获得好的效果。这就是“教在我而自得在彼”[21]的道理。

六、论教师的作用和条件

王夫之在教学上极重视教师的作用。他认为“师弟子者以道相交而为人伦之一。……故欲正天下之人心须顺天下之师受。”[22]教者学者是一种道义的结合，教师负有“正人心”的重要任务，绝非可有可无者。正因为教师如此重要，选择教师关系到整个社会的人心道德。因此，王夫之说：“主教有本，躬行为起化之原；谨教有义，正道为渐摩之益。”[23]指出，教师必须在实际行动与道德行为上，能做学生的榜样。“躬行”是陶冶学生的根本。躬行即是“身教”，即是“不言而教”。所谓“圣人有独至，不言而化成”。只有以不言之化，而行感化之教，才能使学生“自生其心”，达到真正的自得。教师的“躬行”在道德教育上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王夫之还要求教师必须有丰富的、正确的知识，；。能够“温故知新”。欲明人者必须先自明。王夫之说：“夫欲使人能悉知之，能决信之，能率行之，必昭昭然知其当然，知其所以然。由来不昧而条理不迷。贤者于此，必先穷理格物以致其知，本末精粗晓然具著于心目，然后垂之为教，随人之深浅而使之率喻于道，所以遵其教，听其言，皆去所疑，而可以见于行……欲明人者先自明，博学详说之功，其可不自勉乎。”王夫之提出的对教师的要求，都是教师所应必备的条件，不仅在当时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当代也有借鉴意义。

[1] 《尚书引义》卷三。

[2] 《尚书引义》卷三。

[3] 《俟解》。

[4] 《读四书大全说》卷八。

[5] 《读四书大全说》卷八。

[6] 《周易外传》。

[7] 《张子正蒙注》。

[8] 《四书训义》。

[9] 《尚书引义》卷三。

[10] 《礼记章句》。

[11] 《四书训义》卷六。

[12] 《张子正蒙注》卷五。

[13] 《张子正蒙注》卷六。

[14] 《张子正蒙注》卷六。

[15] 《俟解》。

[16] 《礼记章句》。

[17] 《张子正蒙注》卷四。

[18] 《四书训义》卷十五。

[19] 《四书训义》卷三十五。

[20] 《礼记章句》。

[21] 《四书训义》。

[22] 《四书训义》。

[23] 《四书训义》卷三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