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欠学费毕业证被学校“缓发”

　　2007年1月9日，王金龙在青海一家新成立的广告公司实习。这是他去年7月大学毕业后实习的第四家单位。由于没钱交学费，王金龙的毕业证被他的母校成都理工大学“缓发”了，因此，王金龙无法满足任何一家用人单位要求的“带着毕业证来签合同”。在这个把学历当作“敲门砖”的时代，他无法换得用人单位的理解，只能停留在合同之前——3个月试用期的阶段。

　　而据广州《华西都市报》报道，2005年，在广州的68所高校中，因拖欠学校学费而没有拿到毕业证的学生“在万人以上”。

　　王金龙是全国众多因为拖欠学费而无法拿到毕业证的大学生之一，同时他还是第一个通过法律途径试图索要学费知情权的中国大学生。

　　拿不到毕业证的大学生

　　据《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王金龙来自陕西省蒲城县农村。为了供王金龙上学，父母卖掉了耕牛，还借了高利贷，却依然无法支付他大学四年的高额学费。直到毕业，王金龙还欠学校3万多元。

　　2006年1月开始，学习编导专业的王金龙像其他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一样，开始找工作。只是他找工作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并且更像是一场流浪。

　　2006年元旦，福建一家单位在成都招收应届毕业生，王金龙顺利通过了笔试、面试以及随后的体检，双方签订了协议。

　　此后，王金龙开始等待着毕业以及最终去福建工作。

　　然而，毕业和工作都让他极度的担忧。因为学校透露，将不给拖欠学费的学生发放毕业证书。如果没有毕业证书，福建的工作将很难落实。

　　随着毕业日期的临近，学校使用扣押毕业证追缴学费的“工作”还在按部就班地执行着，王金龙的心也一天天沉重起来。

　　“当时我们院有二十几个人欠着学费，有些人确实是有钱不愿意给，见拿不到毕业证就都给了。最后包括我在内剩下的五六个人，是真的贫困。”王金龙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我和老师说，我家就一头耕牛，大一的时候就卖掉交学费了，现在再卖就只能卖我爸妈的口粮了。”

　　此后，王金龙未被允许参加答辩。学校说：“没有缴清学费的同学将无权参加答辩。”

　　2006年4月底，福建的单位得知王金龙拿不到毕业证，最终和他解除了聘用合同。

　　王金龙被迫重新找工作，不久进入当地一家广播电视报实习。去年5月底，该单位有人辞职，王金龙转入试用期，7月份转正。

　　尽管转正了，没有毕业证，王金龙的工资和日常工作费用不能纳入该单位的人事标准，报销依然得不到保障。不久，他被迫离开。

　　此后，王金龙又去了数家单位，每次都是以碰壁告终。

　　此前，同学们都陆续拿到毕业证，在学校规定的2006年6月25日之前离开了学校。然而这一切与王金龙似乎没有多大关系。

　　2006年12月初，王金龙来到青海。朋友在这里开了一家广告公司，答应收留他在这里实习。

　　“现在依然是实习，暂时先干着吧。”王金龙说，“西北不像发达地区，对证件要求不是很严格。”

　　母校被推上被告席

　　2006年12月21日，王金龙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上诉书，以讨要教育消费知情权为名将成都理工大学告上法庭，要求学校公示学费项目，履行其告知义务，以维护自己的教育消费知情权。

　　“既然学校催要学费，那我想知道自己最终要缴纳的这笔学费到底花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是现在的这个数字？”王金龙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讨要自己的学费知情权。

　　此前的12月5日，王金龙曾经就此事向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提起过民事诉讼，但区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目前，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了王金龙的上诉请求。

　　王金龙说，“我希望自己的行动能够唤起大学生的维权意识，希望以后的学弟、学妹能够清楚地知道他们所花的每一分钱用在什么地方，是否合理。”

　　有人认为王金龙在“出卖贫穷”，成都理工大学宣传部部长陈俊明也提出了质疑：“王金龙也有不对的地方。他欠费了，却要求有知情权，道理上有些说不过去。如果他交了钱之后，问钱的使用方向还差不多。”

　　王金龙则对此表示无法接受。“我从来没有想过不交学费，我欠银行的助学贷款每个月都在分期偿还。学费我是一定会交的，但前提是我有钱，我能够拿到毕业证才能挣到钱啊！”王金龙说，“对此我要求知情权是完全合理的。”

　　“我们从来没有说不发给王金龙毕业证，我们只是说缓发。”陈俊明说，“只要他交了学费我们就会把毕业证发给他。”

　　此前，王金龙的班主任已经告诉过他，只要他交了学费，先前未被允许参加的毕业答辩也无需参加即可拿到缓发的毕业证。

　　而“缓发”，对王金龙来说显然意味着一场短时间内看不到岸的漂泊。

　　漂泊的并非王金龙一个人，还有其他没有拿到毕业证的同学。

　　“我们院有个学播音的同学，也是因为欠费拿不到毕业证。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又不敢回家，一直在学校附近混饭吃。”王金龙说。

　　因为贫困无法拿到毕业证的“万人以上”毕业生，到底何去何从，着实令人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