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得时效是指无权利人以行使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的意思，公然、和平地持续占有他人的财产经过法定期间即可取得该项财产的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的一项法律制度。”[1]取得时效作为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起源于罗马法时代，并被各个时代的民法典吸收、发展，成为民法一项重要的制度，并继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完善着。近年来，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特别是在我国《民法典》制定之际，对取得时效制度的讨论，对我们理解这一制度以及《民法典》的制定都是大有裨益的。

　　一、取得时效的缘起

　　取得时效是起源于古罗马的一项极为古老的制度。据亨利‘梅因爵士考证，早在罗马国家第一部成文法《十二铜表法》出现以前，古罗马便有对取得时效制度的规定：凡曾被不断地持有一定时期的商品即成为占有人的财产，占有的期间是极短促的——一年或二年视商品的性质而定。但是最早以成文法规定取得时效制度却起源于《十二铜表法》。《十二铜表法》第六表第三条规定：使用土地的取得时效为2年，其他物为1年，但使用人必须为罗马市民，外国人不能适用。伴随着罗马帝国的强盛，加之统治阶级的重视，“在帝政时期以及优士丁尼时代，立法者和法学家及时总结取得时效制度建立以来的法律实践，使取得时效制度不断完善。” [2]但取得时效并未因此而一帆风顺地发展下去，随着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民族所灭，古罗马辉煌的法律制度也为以氏族习惯为基础的日耳曼法所取代。由于中世纪落后的封建经济，商品经济不发达，以及古日耳曼法中独特的“物权”体系和基督教在中世纪强大的影响共同导致了取得时效制度的灭亡。随着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蓬勃开展，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利益最大化”和及时、迅速、高效的交易成为人们所追求的目的，而这种目的实现的最重要的前提便是“交易人为真权利人”，但现实中却存在着大量的“非权利人占有他人之物”的情形，这样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由此促成了沉寂许久的取得时效制度的觉醒，以《法国民法典》为始，取得时效制度在此后的《民法典》中不断得到发展。

　　通过取得时效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取得时效制度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条件的，同时取得时效也是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此外取得时效与一国的法律传统和现实国情存在着不可割舍的联系。而这些无疑都是我国建立取得制度不可忽视的问题。

　　我国民事立法由于受苏联民事立法的影响，长期存在着认为取得时效制度是鼓励“不劳而获”，与社会主义美德相违背，因此虽然有学者支持，但并未写进《民法通则》。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法制观念也不断得到更新，在我国未来《民法典》中建立取得时效制度已成为了共识，并有学者攥文专门来论述取得时效的价值，以为其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对取得时效的价值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1）取得时效使长期不行使权利的真权利人丧失权利，进而促使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促进物尽其用；（2）取得时效制度尊重长期形成的社会秩序，因而能够维护交易安全和法律关系的稳定，从而稳定社会秩序；（3）取得时效可以避免因时间久远而证据湮灭所造成的当事人取证和法院调查证据的困难。可以说取得时效体现了“法律帮助勤勉人不帮助睡眠人，不让权利人枕着权利睡觉的基本立场。”[3]综观取得时效存在的社会基础和取得时效的价值，结合我国现实国情，可以说建立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取得时效制度既可能同时也是必要的。

　　二、取得时效的构成要件

　　取得时效构成要件是判断是否构成取得时效的依据，也是权利人权利受保护的证明依据和法院裁判的依据。对取得时效的构成要件通常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是占有，二是法定时间的经过。

　　占有是指对占有物所具有的事实上的管领力。占有状态包括自主占有、和平占有和公然占有这三个方面。对占有的主观要件即善意占有亦或恶意占有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规定：德国、瑞士的动产取得时效和法国、日本的短期时效均以占有人之善意为要件，而德国、瑞士不动产取得时效，法国的普通时效本的长期时效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则不以善意为要件。由此可以看出，对通常价值不大的动产通常不以善意为要件，而对价值较大的不动产则有主观要件的要求。笔者以为取得时效不应以善意占有为要件。首先就取得时效建立的本旨来看，“时效制度是法律反复较量私的所有与共同生活秩序的和平与稳定的结果。”[4]既然真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法律就应尊重“非权利人”长期使用的事实，否则取得时效的建立就毫无意义。其次就占有的前三个条件来看，自主、和平、公然这些要件足以显示出占有人的正当性；此外，善意、恶意本身就是个难以区别的概念，以此为要件只会徒增法律适用的难度。因此，取得时效不以善意为要件为上。并且取得时效的完成通常要经过一定长的时间，这既是对真权利人的保护期也是对非权利人无偿取得的要求，体现了法律的价值判断。至于期间的长短则因所取得客体性质不同而不同。

　　三、取得时效客体

　　取得时效的客体是取得时效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共同指向的对象，即财产。研究取得时效客体就是研究哪些财产可依取得时效而取得的问题。对此应首先明确民法上物的概念和分类。对于物，罗马法学家盖尤斯将物分为有体物（res corporales）和无体物（res incorporales）。有体物指客观存在能为人感官所感知之物，如土地、房屋、牲畜等等；无体物是指没有实体存在，而仅仅是由法律主观拟制为物的权利，如地益权、用益物权、继承权、各种债权等等。德国民法从根本上否认了罗马法系关于物的传统分类，区分了了物和财产这两个在法律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概念的界限。德国民法鲜明地坚持物必有体的原则。德国民法中的物不包括权利和思想。“虽然广义的物，也就是财产的概念具有贴近一般民众的日常认识水平的优点，然而广义概念将权利等无体物纳入作为法律关系客体（或者说权利标的）的物的范畴之中，而权利本身有是法律关系的内容，这样一来，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与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出现了意义的重叠，权利本身有成了权利的标的，这势必造成逻辑的混乱和法理上的冲突，不但物上的支配关系难于区分，而且物权与债权等其他财产权利的界限也无法确定，进而影响法律关系理论和法律实务操作。”[5]因此对于物应采狭义概念，同时取财产作为其上位概念，即财产包括有体物和无体物， “无体物是相对于有体物而言的，是指没有物理意义的形体，但是具有财产意义的一切现实存在。”[6]主要指知识产品。

　　对于物（狭义的物）是否适用取得时效，因动产与不动产而不同。对于动产一般并无异议，但通常对此有所限制，例如法律禁止或限制占有之物不适用取得时效。对于不动产取得时效适用条件存在争议。此外，对于知识产品是否适用取得时效亦分歧较大，本文仅对争议较大的这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不动产取得时效的条件

　　对于不动产取得时效适用条件，存在着不同的规定：德国、瑞士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对于不动产物权变动采登记要件主义，即不动产均通过登记公示其物权变动。登记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鉴于此，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于不动产取得时效适用范围限定于未登记之不动产。而《日本民法典》对于不动产取得时效却没有此限制，登记与未登记的不动产都可以适用取得时效，但对登记的不动产规定了较未登记之不动产更长的法定期间（《日本民法典》第162条）。笔者以为不动产取得时效客体应限于未登记之不动产。因为我们在论证一种制度合理性时首先应注意与已有制度的协调。对不动产以未登记为限正是考虑到与登记公信力协调问题。不动产登记便具有了对社会公众进行权利宣示的作用，此时财产的归属是明晰的，在此中情况下不存在“确定权利人，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需要。正如史尚宽先生之所言“就他人合法登记之权利，如允许占有人因取得时效取得其权利或于其所有权取得限制物权，则徒增多登记与法律事实不一致，显与不动产之公示主义相反”[7]

　　（二）知识产品适用取得时效问题

　　知识产品是指人们在科学、技术、文化等知识形态领域中所创造的精神产品，是与物质产品相并存的一种民事权利客体。知识产品具有创造性、非物质性、公开性和社会性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决等了知识产品不能适用取得时效制度。

　　知识产品由于其非物质性即不具有一定形态，不占有一定空间，“人们对它的占有不是一种实在而具体的控制，而表现为认识和利用。”[8]这决定了知识产品的占有具有多元性，可同时为多个主体所“占有”。而我们综观取得时效的历史可以看出取得时效的占有强调的是现实的掌握和控制，这与知识产品的“占有”显然是格格不入的，正是这个特性决定了知识产品不能适用取得时效。

　　知识产品作为精神产品是人类智力活动的产物，这种智力活动不同于机械的物质生产，需要更高的创造性，并且这种创造性是在吸收借鉴前人基础上所产生的，因此法律对由此产生的知识产品在赋予一定时期的垄断权利后即不再给以法律保护，使其成为社会的财富，即知识产品的社会性，这是法律衡平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结果。至于垄断期限的长短则因知识产品的创造性大小和与社会利益关系大小的不同而不同。如我国《专利法》第42条规定：“发明专利权的期限为20年，实用新型专利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期限为10年，均自申请之日起计算。”而对于取得时效的另一构成要件法定期限的经过而言，法律根据财产性质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期限，但有一个共性便是期限都比较长，如“《法国民法典》规定的取得时效期间有30年、10年和20年之分。其中30年为一般的时效期间，10年和20为短期时效期间。”[9]通过介绍可以看出二者的期限相近或重合，这也决定了知识产品没有适用取得时效的必要。

　　此外，由于知识产品无形性特征，若主张知识产品可适用取得时效则会增加权利人维权的难度，加重权利人负担，这样会严重挫伤权利人创新的积极性。鉴于以上论述，笔者认为知识产品不应适用取得时效制度。

　　四、取得时效的效力

　　取得时效的效力是指取得时效完成即具备法律构成要件后所产生的结果。总的来说，时效完成的法律效果为权利之变动，即原权利人丧失权利，非权利人取得权利成为真权利人。但非权利人取得权利性质却是历史地发展着的。罗马法将取得时效效力限定在动产与不动产所有权上，《德国民法典》延及以占有为要素的限制物权（《德国民法典》第900条、1033条），而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将取得时效进一步扩张适用于所有权及以外的一般财产权领域（《台湾民法典》772 条、《日本民法典》第163条）。英美法系取得时效的效力除了所有权外尚包括地益权和取益权。取得时效的效力范围虽然是有扩大趋势但在研究这个问题时也不能脱离本国实际，在“法的移植”中应注意“法的本土化”。所有权作为取得时效效力结果各国法律均承认，对再此不再赘述，仅就其他“财产权”结合我国实际作以探讨。

　　用益物权指权利人对物享有的以使用收益为内容的物权。用益物权受各个国家法律传统的制约显示出一些民族特性，我国建国后40年间，不仅在法理上否认了用益物权制度，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未建立起用益物权体系和种类，随着80年代改革开放浪潮的冲击，我国用益物权制度逐步建立起来，主要类型有：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耕地、林地、草原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水资源使用权，这些权利的规定零散不成系统，但概括而言是对土地的各种使用权。从取得时效的构成要件来看，用益物权可以是取得时效的效力内容，但这里存在一个前提即我国的土地制度是国家和集体所有制，这种所有制虽然有着诸多优点，但不可否认存在一个致命问题即主体虚位。虽然有国土资源部以及各地方国土资源局行使着所有者权利，但并不能真正实现管理目的，并大多数的管理对象限于城镇土地等具有重要价值的土地资源。这样若承认用益物权的时效取得，则意味着法律“鼓励先占取得”，那么其后果可想而知了。至于有的学者所谓的“取得时效在用益物权中的巨大价值功能”（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物的更为有效的利用），[10]笔者以为不然。首先我国独特的国情——人多地少，决定了我国不可能或者说极少可能出现土地闲置的状况；其次，我国土地分级管理和独特的户籍制度（土地和户籍相连）也决定了不适合采用用益物权的时效取得。

　　至于知识产权是否可依取得时效取得，通过知识产品是否适用取得时效的论述可以看出显然是不可以的。因此，笔者以为就我国国情来讲，我国未来取得时效的效力应仅限于取得所有权，并作为物的取得方式规定在物权法中。

　　那么依取得时效取得的所有权性质如何，是完全的还是受限的。笔者以为是为不受任何限制的所有权即完全的所有权。因为依时效取得所取得的所有权在民法中为物之原始取得，占有物上原有的一切负担均归于消灭，占有人取得之物为不负有任何负担的所有权。当然，“物上负担消灭并不等于说该负担归于消灭，原所有人并不因此而丧失负担的义务，该义务转化为其他义务，原所有人应就转化后的义务承担责任。”[11]如甲以一台电视质押于乙，丙因时效取得该电视所有权，则该电视不再为质押物，但甲、乙之间质押关系并为因此而消灭，甲应以等价物来代替质押物电视。

　　五、结语

　　取得时效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这在各个国家的民法典中已有了充分的体现，同时民法理论的论证也为其提供了有利的支撑。我国民法典制定工作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取得时效是必要而合理的。希冀本文对取得时效制度的研究能有所裨益。